新亞書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學校，由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１９４９年秋天創辦的，學生人數不多，也都是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從此我變成錢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後的學術基礎。
進入新亞的時候，那時新亞連學校都談不上，只有幾間破屋子。那時候完全是由於錢先生個人的關係，才喜歡上中國史的。
由於我從童年到大學時代都在戰爭和流亡中度過，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訓練，我對於在美國研究院進修的機會是十分珍惜的。從１９５５年秋季到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嚴格的學術紀律的階段。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十八年的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風，我縱然能博覽群書，最後終免不了氾濫無歸的大毛病，在知識上是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創獲的。儘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認識到學問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中國古人所說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的運氣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錢先生，在哈佛大學又得到楊聯陞教授的指導。楊先生特別富於批評的能力，又以考證嚴謹著稱於世。他和錢先生的氣魄宏大和擅長總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銳利、分析精到和評論深刻。這是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學者典型。楊先生和日本漢學界的關係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宮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楊先生的鼓勵之下，我也對日本漢學界的發展一直在注意之中。這又是我在哈佛大學所獲得的另一教益，至今天敢或忘。
節錄自《余英時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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