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住過一位當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 他的名字叫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是中國山東人(1909), 在北京大學讀哲學, 四九年去了台灣, 60年來了香港大學任教, 68年轉教中文大學, 74年從中文大學退休後, 來回香港台灣講學。95年病逝於台灣, 葬於台灣(86歲)。
牟宗三先生用畢生精力去研究及疏理中國自帝堯帝舜周公孔子佛教禪宗朱熹王陽明到中國共產主義思想, 同時也讀通了西方希臘的哲學系統, 到耶穌聖奧古斯丁笛卡兒洛克康德黑格爾馬克斯到存在主義的祈克果海德格沙特等人的理論。
他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文化和思想特徵歸納為兩種文化性格, 中國的稱作綜和的盡理精神, 西方的稱作分解的盡理精神, 中國人盡的理是道德修身齊家治國的理, 西方人分解的是數學邏輯自然世界和科學的理。西方這種追求外在世界客觀的定律的精神, 加上西方社會政治上早已有階級的對立, 於是西方在最近的三百年便自然地發展出現代的民主政制。而中國人的盡道德倫理的精神, 則三千年來仍未發展出民主政府, 雖然中國社會一直以來也相當自由。
這不是說凡中國人都只追求修身養性, 而不去認識自然世界, 西方人就只追求數學科學而不講道德修養, 這只是反省中西文化系統, 從其文化系統之形成之背後的精神去講。所以這裡所謂西方的文化生命雖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
卻未嘗不可接受和發展綜和的盡理之精神; 而中國的文化生命雖是綜和的盡理之精神, 亦未嘗不可再從其本源處開辟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所以, 牟宗三先生認為中西文化以後會會通的。
中國社會這種綜和的盡理精神是怎樣發展出來的呢? 牟宗三先生認為: 中國文化, 從發展上說, 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系統。這個特有的文化的最初表現在(非常用心地)把握生命, 這個把握不是生物學的把握,
而是個人如何修心養性, 教化人民, 是道德政治的把握, 是心靈世界或價值世界的事。
中華民族早期的社會領袖, 順道德政治綜和盡理的觀念模型而來的發展, 就是周公的制禮作樂。而周公的制禮, 最基本的就是確定社會上的五倫關係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友弟恭, 以保證社會的運作有秩序。而這種人倫關係是根據由親及疏的家庭血緣關係及社會上尊重尊貴人物的一種自然感覺。
周公是距今三千零五十年前的人。大概在他五百年之後, 中國出現第二個對文化發展有巨大頁獻的人 – 孔子。孔子把由親及疏的家庭血緣關係看作是人的慈愛之心的表現, 尊重尊貴的人物的心看作為一種正義的表現。到了孟子，他更把仁義的根源追溯到人的本性之內。孟子認為人有惻隱羞惡辞讓是非的自然傾向,是人的仁義禮智的心的表現。當你看見一個倒臥在街頭的老乞丐, 尤其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你自然想幫他。如果你看見了, 卻視若無睹地走開了, 你的心早晚有一種內疚的感覺, 這是你的惻隱之心的表現。
你去游水, 那個地方沒有更衣室, 你只得找個隱蔽的地方匆匆換上泳衣, 因為怕路人看見你一絲不掛, 這就是你的羞惡之心發作。你乘地鐵, 見到一個老人, 你讓座給他, 這就是辭讓; 當老師問你是否你鄰座的同學公然大聲講粗口, 你誠實回答, 這是是非之心的表現。孟子認為這四種仁義禮智之心人人固有的, 而且是先天而內有的。
由這四種心的表現証明人有一種道德理性。人生而做事,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 就是以這四種德行的表現為最高指標, 是否能成為百萬富翁, 能否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都是次要的價值。因此, 二三千年來, 中國人一直以來都沒有絕對去爭取財富和平等。今天, 如何成為千萬富翁, 如何儘快一人一票選特首, 已經成為香港人天經地義的核心價值, 但我們要保有及運用惻隱羞惡辞讓是非之心去達到目標!
(這是講稿，2013年7月10日在佛教何南金中學的講話)
(中學生入門書: 牟宗三 – 生命的學問)
(大學生入門書: 牟宗三 – 五十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