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治自白

關永圻告訴我，錢穆先生遷回故鄉無錫重葬了，我們這幾個薄情和只懂得貪圖方便的不才的香港中大畢業生，不需再思念去台灣掃他的墓了。眾所周知，錢先生是中國最後一個舊式的歷史學家了；自少讀私塾，進學至師范畢業，完全靠自學，成就成著作等身的史學家，任教北大清華和西南聯大。在香港辦新亞時啓發了余英時這個今天活著在中西歷史學界最負盛名和最受尊敬的又一史學家。

錢先生歸葬故國家鄉必是生前夙願。這種落葉歸根的心願和意識各民族人民都有，在中國人之中卻特別普遍和受到尊重。這是中國人以一個簡單的死後行動，去實現重見故鄕，慎終追遠，敬祖孝親和熱愛祖國的情操，讓個人的靈魂永久永久安息！沒有這種情懷的人生是白活，除非你不接受這種舊傳統的人生哲學。

我讃賞這個受了155年殖民統治的香港，我更愛我博大的祖國，和它深厚溫柔的文化。96年時，很多人都憂心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前途，因為他們不探索香港的文化歷史的本質；我卻清楚地從加拿大回流，因為我相信我自己當時矇曨的觀察：九七後的香港，有它可以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的生存和發展的模式和空間，雖然它的中國文化的色彩會有加不減。

回歸了22年，香港人，許多仍都恐懼中國共產黨，因為他們看不見，有些人是看不起，更不要說了解，中國歷史中自1839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中求變革，求富強，求民主建國的掙扎和奮鬥那股精神，和文化意識和意義。更不知道共產黨如何繼承和繼續這個奮鬥目標。

這180年來的中國是落後與先進，腐敗與積極，戰爭與和平，保守與革命，愚蠢與清醒，自大與誠實，公正與自私，漸進與激進，空想與務實，知識與空談，理論與意見，敷衍與盡力，真理與歪理，公義與私利，國家與個人，政治與民意，盲目與負責，政府與人民，愛國與賣國，自欺與欺人，分辨不開黑白是非，公說公有理與婆說婆有理混淆不清的180年。

端午節是紀念愛國詩人屈原，激發了我向自己表白20年來的政治思考。如果我話中冒犯了你，不要攻擊我，我是借屈原的精神表表我的愛國心。相比屈原文天祥錢學森錢穆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等和站在坦克車隊前的無名氏的承擔精神，我只是一個無可表述的升學顧問，不論我願意多誠懇去服務學生。

天所怒者，首亂者也。人所怨者，強爭者也。這話空泛抽象兼且模稜兩可，但是中國式的大智慧，我是中國人，能體會它的語重深長。

尊敬一個人

今天知曉貝律銘先生百年歸老，我的心总有些不快。大師的作品我這門外漢也知道是美，但只懂欣賞到表面；反而時而在電視中，在報刋上看到大師的音容笑貌，深深被他的真誠和書卷味吸攝着，知道有深度的人是這樣說話輕鬆而有理的。

早兩個月我去濟南，談生意，落了空，順便觀光了皇帝封禪的泰山和誠惶誠恐地遊了一匝孔廟。在廟裡我的心一直在想，孔夫子值得永久紀念，但今天的孔廟，卻是個爛攤子，我實在不忍看下去。突然靈光一閃，想到最可以使孔廟與羅浮宮並列世界名勝就是貝律銘先生了。今天貝先生消失了，我的敬孔之情早晚也有消逝之時，孔廟卻會長久䇄立！誰是第二個貝律銘出來重整孔廟？必須有。

讀牟宗三的兩點心得

去年，我曾經在這裡向大家簡單介紹牟宗三先生的生平，並且握要地解釋牟先生所提出的＂綜合的盡理精神＂和＂分解的盡理精神＂。 ＂綜合的盡理精神＂指在中國文化裏，從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到追求知識和做學問的興趣，基本上傾向強調道德行為的表現和探索──例如如何做好一個皇帝，好官員，好父親，好兒子，好丈夫，好朋友，甚至好親戚──結果,比較缺乏對外在物理世界現象的研究和分析。 相反，牟先生指出，西方文化中的＂分解的盡理精神＂，强調做學問要對概念先下定義，結果引導出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對科學數學哲學的鑽研，奠定了客觀研究學問和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和科學發展的基礎。 牟先生的著作非常多，其中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一直不能有民主？今日中國的民主發展應如何進行？ 若問大家為什麼民主好？有人答得出，有人答不出。答不出的最少認為民主是理所當然，答不出也是好的。 牟先生是學者，他有一個簡單而又非常有用的理論根據，解釋在政治上民主是必須的。他說：‘惟民主政治可以保障天才＂。他認為人的天才不能以作政治領袖為唯一的出路。天才的充分發展可以讓其轉為科學哲學藝術宗教方面的，即轉為文化的，此是在社會文化上以追求真理而充分發展其天才，而實現對人類之貢獻。而這種天才之能在社會上得其充分的發展，惟有民主制度的政治始能容許及保障它。如果人的天才在文化上不得其出路，則只有集中於政治權力之爭奪。此決非人類之福。＂牟先生深信惟民主政治方能保住人類及文化。 他的第二個理由：＂民主政治不但保住社會上天才之文化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亦不許有以天才英雄自居而得以充分發揮其權力欲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才‘二字直不許用於政治領袖或政治家，而只許用於科學哲學宗教藝術家等方面。普通說，某人有政治天才，可以作政治家。但是有可以作政治家的天才，却不同於那種以超人自居的獨裁者之為天才。故天才亦不可用於政治上。這是因為它的本質限制了他。天才的性格是孤峭獨特的，此最易於向文化學術方面發展，亦最易在這方面表現。而政治家不能是孤峭獨特的，他必須順俗從眾，為百姓人民謀福利。他必須為公共利益而守法尊制度，依法而退，依法而進。他的境界不能太高。政治不能不講法度，法度就限制了他不能為天才。他有政治的天才，只能說他有適應法度運用法度的本事，他是在限制中運用他的知識才能的。只有獨裁者才毁棄一切法度，而自認他本人就是法度。這些狂妄人終必毁滅。所以要說政治，就不能說天才。＂ 牟先生胸襟博大，一方面他悲憤地感受到在過去二三百年來，中國社會無論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學術的混亂；另方面，他早在1958年便和三位學者，發表宣言，憧憬著中國文化早晚可以貢獻給世界，發展出天下一家的景象，而他窮了一生精力研究的儒家精神與學問，會對建立天下一家之情懷作出大貢獻。 他們是這樣說的：‘我們承認人類現在雖然有許多國家，而凡未能民主建國之國家，皆須一先走上民主建國之路道。但是人類必然歸於天下一家。所以現代人，在其作為一國家之公民之外，必須同時兼備一天下人之情懷，而後世界真有天下一家之一日。為養成此情懷，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之思想，皆有所貢獻。墨家要人兼愛，道家要人與人相忘，佛家要人以慈悲心愛一切有情，儒家則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仁愛精神，亦是遍及於一切人的。 但是起源西方的基督教要先說人有原罪，其教徒是本上帝之旨意，而由上而下，以此救人。而且，基督教為一制度宗教，有許多宗派之組織，　不易融通。基督教有天堂觀念，也有地獄觀念；異端與不信者，是可入地獄的。如此，則基督教對人之愛雖似一無條件，仍可以有一條件，即信我的教。此處實有一極大之問題。 照儒家的意思，則只要是人，同有能成聖人的能力和機會。儒家並無教會之組織，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此即使儒家之教，不與一切人之宗教成為敵對。則人類真要有天下一家之情懷，儒家之精神實值得天下人之學習，以為未來世界之天下一家之準備。‘ 各位同學，牟先生給我們的啓示是：深入了解好的東西，就算現實環境惡劣和混亂，你一樣有信心和見到希望。如果明年我還有機會回來和大家講話，我願意採會用答問會的方式和大家交流我們對中國文化的體驗。